【文：李志鵬】
香港的退休保障於過往數十年爭辯不斷，香港於六、七十年代第一次錯失了辦好退休保障的時機，到了八、九十年代又錯失了一次，推出了一個「唔湯唔水」、錯漏處處的強積金計劃。現時是一個最後的機會，社會應該趁有能力的時侯盡早實行。政府於2015年12月22日終於公佈退休保障的兌眾諮詢文件，但是政府於公開場合多留表明對全民的方案有很大的保留、有預設立場，不斷搬龍門和「篤數」、刻意推算數字令全民方案的財政上不可持續，從而詨導市民、恐嚇市民。扶貧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於諮詢文件公佈後出席電台節目時更刻意將長者與年青人對立起來、指出全民退休保障是一個「世代之爭」。然而，政府的論調謬誤處處，本文將一一拆解政府的語言偽術和數字偽術，希望以最精簡的內容道出為何香港需要設立無需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強烈遣責政府恐嚇市民
周永新教授團隊報告及所有民間建議的全民方案都是提出多方供款、社會共責的融資方法而不是要求政府一力承擔所有開支。然而，政府於退休保障的諮詢文件全民性的模擬方案的所有開支由政府全數負責，並將全民方案等同於增加8.3%的薪俸稅標準稅率；或增加4.2%利得稅；或開徵4.5%的商品及服務稅，意圖藉加重稅去抹黑全民方案、恐嚇市民，令市民反對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做法十分可恥。
全民方案財政上絕對可持續
政府投放1,000億種子基金並將每年用於65歲或以上長者的社會保障開支（長者綜援標準金額、高齡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開支）投放至全民退保的基金中；另外僱主僱員各自將強績金供款的一半轉移至全民退保基金（供款入息上下限按照強續金標準）；及向除稅後利潤達1,000萬或以上的大企業抽取額外1.9%的專款專項的利得稅率，從而設立一個三方（官、商、民）供款、社會共責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學者以至是聯席的方案能令長者和年輕人都一樣受惠，是因為兩個方案都有預先儲蓄（partially pre-funded）的元素而不是隨收隨支（pay as you go）的元素，以應付其後人口老化高峰期。因此無論是聯席還是學者的方案財政上都能夠持續，並非如政府所描述般洪水猛獸。
此外，聯席和學者方案都是跟據政府最新的人口推算數字和最保守的經濟預測進行精算[1]，而且這兩個全民方案都是假設所有合資格的長者都領取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當基於如此保守的經濟數據精算方案的可持續性時，到2064年這兩個方案仍然分別有千多億和超過二千億的的結餘，何來有「爆煲」的機會？更何況政府的數據顯示現時香港的65歲或以上長者中有27%沒有申領任何社會保障福利[2]，加上學者及聯席主張的方案跟現時的生果金一樣、需要長者主動申請才能夠享受全民退休保障。因此聯席方案於2064年的盈餘隨時是超過5,000億而不是政府為謂的「爆煲」。
政府篤數、刻意壓低勞動人口
政府為了令周教授團隊於2013年8月遞交的報告中財政可持續的「老年金」方案和聯席方案變得財政不可持續，政府於2015年9月公佈「香港人口推算 2015-2064」，史無前例地將推算期延長至50年，而且刻意將未來勞動人口數目大幅減少，令包含供款性質的方案因勞動人口下降而變得財政上不可行。但是，魔鬼在細節，只要了解政府的推算假設就能看穿政府的技倆。
首先，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雖然十分嚴峻。可是，無論政府於2012或2015年的人口推算報告都顯示長者人口於2041年高峰期過後，隨著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口漸漸離世，長者人口升幅趨向平緩，到2050年後便開始回落。
此外，將2015年人口推算報告的勞動人口數據與2012年的勞動人口數據比較，會發現勞動人口被大幅壓低，勞動人口的趨勢，由本來到2030年代趨向平穩及稍微回升，變為在2040年代後持續下降。若我們再仔細觀察，女性勞動人口趨勢更出現逆轉，由2012年預測的持續上升變為持續下降。為什麼在短短兩年間推算出現大幅變化？政府的推算是假設現時每日150個家庭團聚單程證名額使用量下降，另外政府假設於日後不會推行任何增加勞動力或推行的政策零作用。就算面對勞動人口下降的可能，政府理應從鼓勵本地生育、提高市民生活質素等方向對症下藥。假如政府利用保守的推算作藉口，拒絕推行全民退保，甚至緊縮社會保障，那恐怕只會是推行焦土政策，令香港社會倒退到五、六十年代時的狀況，民不聊生。
除此之外，統計處於過往的推算如每年一份的財政預算案般「估錯數」。翻查2004年的人口推算，當時的推算預計到2013年後勞動人口就會開始回落，而實際上近年勞動人口還持續上升， 2015年的實際勞動人口數字，要比2003年時的估計超出18萬人！（圖一）短短十年間的勞動人口已低估了這麼多，很難想像推算50年後的數字會有多大的偏差。
圖一：勞動人口推算數字與實際數未差距 資料來源：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全民退休保障對年青一代「不公義」？
林鄭指出全民方案要年青人繳交額外稅款是對年青人不公義，但是根據學者方案或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下稱聯席）的融資方法真的對年青人不公義？大家計計數就一清二楚了，根據學者方案和聯席方案，現時大學生畢業的入息中位數為每月10,800元，按學者方案的供款額就是每月供540元，即使月入超過30,000元的亦只是每月供1,500元。當年青人剛畢業投入勞動市場工作時，他們的父母己經步入中老年、即將成為退休人士，再上一代的親人更不用說。面對上一代即將退休而工資只能勉強維持自己的生活，連組織家庭生兒育女、獨立成家都如此困難時，還如何靠自己去負擔上一代於退休後的生活？ 在學者方案底下，如果一名年青人月入超過30,000元，他只需月供1,500元，但是家中每一名年滿65歲或以上的長者能夠享受的保障遠遠超過1,500元，即是只需每月供款1,500元已經相等於給了家中每一位長者3,500元家用。換言之，如果有學者方案或者是聯席方案主張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年青人供養家人（祖）父母的經濟壓力也會減輕，令家中長者和自己的生活質素提升，這樣的方案怎會是對年青一代不公義？
退保議題是「階級之爭」
既有來自僱主的供款，再加上大企業的額外利得稅，由此可見全民退保其中一個目的就是進行資源再分配，以彌補在第一次分配時的分配不公。在資本主義底下，工人階級於工作時受盡資本家的剝削，工資只能勉強過活，工資都用於日常生活的開支，今天不知明天事時，還有什麼條件去計劃退休後的生活應如何過活？而且現時香港的經濟被大財團壟斷，我備每天的消費兼實是默默地幫大財團交稅，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交稅的而不是有些自稱「學者」所謂沒有交稅的人沒權發聲。
此外，現時香港的薪俸稅和利得稅高度集中。從圖二可見，於2013/14課稅年度，三百七十多萬工作人口中只有一百七十萬人需繳稅，當中13.6%的納稅人繳交了全港超過80%的薪俸稅。面對財富高度集中於小部份人身上，結構性貧窮和階級複製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峻，基層工人階級生活只會越來越坎坷、毫無社會流動性可言。即使是中產階級，他們亦面對着生活開支高昂，淪落成為「偽中產」，即使退休後有一定的資產也不敢花，因為他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積蓄於哪一天會用盡。因此，全民退休保障正正是由社會各方共同承擔，為長者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令他們於退休後過得安心，不用每天都擔心朝不保夕。
圖二：2013-14課稅年度薪俸稅分佈 圖片來源：二零一六至一七財政預算案諮詢
另外，圖三顯示香港的利得稅同樣是高度集中於大企業，於2013/14課稅年度中，只有9%的註冊公司需要繳付利得稅，當中繳稅最多的5%公司繳交了超過80%的利得稅。學者和聯席方案的其中一部份的融資方法是向除稅後利潤達1,000萬或以上的大企業抽取額外1.9%的專款專項的利得稅率，此舉正正是讓有能力的大企業盡多點兒的社會責任、發揮財富再分配的作用，從而紓緩結構性長者貧窮問題、達至防貧的功能。
圖三：2013-14課稅年度利得稅分佈 圖片來源：二零一六至一七財政預算案諮詢
取於社會 用於社會
全民退保能扮演經濟自動穩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 of economics），長者每月領取的退休保障最終都是用於消費、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因此全民退保不但能提升長者的消費力、讓長者能夠有尊嚴而體面地安享晚年，也可以減少年輕人供養父母的壓力，是一個對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有利的方案。年輕人實在不能被「世代矛盾」這樣的說法挑動，要認清事實與長者們站在同一陣線，支持香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香港現時的人口老化問題還不算十分嚴峻，社會應該趁有能力的時侯盡早實行全民性的退休保障計劃，如果連這個最後的機會都錯失了的話，社會上年青的一代和未來的納稅人只會更加辛苦、須繳交更多的稅款。現時香港政府用於65歲或以上長者的社會休障開支每年超過250億，如果未來的退休保障計劃開支全數由政府承擔的話，將來用於長者社會保障的政府開支會幾何級數般上升。到時侯，政府很有可能選擇以加稅或開徵新稅種或如1999年和2003年般大幅削減社會保障金額，令未來社會中的長者和年青人變得更不安。最後，全民退休保障只是退休保障的其中一環，而全民退保只是為每名長者提供最基本最基本的現金保障，要真正地讓長者有一個優質的退休生活的話，我們要繼續爭取完善其他幾條的退休保障支柱，讓長者能夠真正地「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
[1] 保守的經濟數據包括：扣除通脹的投資回報：2%；實質工資加幅：0%及利得稅實質增長：0%
[2] 扶貧委員會。《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諮詢文件，p.50。
李志鵬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及行政學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