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穎嫻於《明報》撰寫了一篇題為〈論全民退保的跨代不公〉的文章（刊登於12月5日），指出全民退休保障造成跨代不公，更指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下簡稱聯席）和學者的方案是「搵下一代笨」，且強調所以自己的一代應由自己去養。然而，所謂的全民退保是世代之爭其實只是偽議題，退保議題從來都是一個階級之爭的議題。
「搵下一代笨」？
阮指出66學習方案能渡過人口老化高峰期是因為年輕人整整一代「供凸」了一大份養老金，是「搵下一代笨」。但真的是「搵笨」？大家計計數就一清二楚了，現時大專生畢業的入息中位數為每月10,800元，按學者方案的供款額就是每月供540元，即使月入超過30,000元的亦只是每月供1500元。當年輕人剛畢業投入勞動市場工作時，他們的父母已經步入中老年，即將成為退休人士，再上一代的親人更不用說。面對上一代即將退休而工資只能勉強維持自己的生活，連組織家庭生兒育女、獨立成家都如此困難時，還如何靠自己去負擔上一代於退休後的生活？在學者方案底下，如果一名年輕人月入超過30,000元，他只需月供1500元，但是家中每一名年滿65歲或以上的長者能夠享受的保障遠遠超過1500元，即是只需每月供款1500元已經相等於給了家中每一位長者3500元家用。換言之，如果有學者方案或者是聯席方案主張的全民養老金，年輕人供養家人（祖）父母的經濟壓力也會減輕，令家中長者和自己的生活質素提升，這樣的方案怎會是對年輕一代不公？
未雨綢繆 積穀防饑
阮文「義正辭嚴」地質疑「為什麼嬰兒潮幾乎不用供款，『學者退保方案』也能渡過人口老化高峰期？」事實上，嬰兒潮的一代絕非如阮所言會因為方案而「不勞而獲」。學者以至是聯席的方案能令長者和年輕人都一樣受惠，是因為兩個方案都有預先儲蓄（partially pre-funded）的元素，以應付其後人口老化高峰期。因此，兩個方案都要求政府要拿出500億（聯席方案）或者是1000億（學者方案）作種子基金。這些來自庫房的財富，不是過往數十年上一代辛苦勞動換回來的嗎？將這些資源用作照顧他們和未來老人退休保障的養老金計劃，怎會不是合情合理？此外，聯席和學者方案都要求除稅後盈利超過1000萬港元的大企業亦需繳交額外1.9%專款專項的利得稅，為市民的退休生活盡社會責任。在三方供款下，大財團承擔更多責任，除了即時能夠紓緩年輕一代供養父母退休後生活的壓力，到了他們年老的時候亦能夠享受這項保障，何來有「搵下一代笨」之意？
退休保障是階級議題
既有來自僱主的供款，再加上大企業的額外利得稅，由此可見全民退保其中一個目的就是進行資源再分配，以彌補在第一次分配時的分配不公。在資本主義底下，工人階級於工作時受盡資本家的剝削，工資只能勉強過活，工資都用於日常生活的開支，今天不知明天事時，還有什麼條件去計劃退休後的生活應如何過活？即使是中產階級，他們亦面對着生活開支高昂，淪落成為「偽中產」，即使退休後有一定的資產也不敢花，因為他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積蓄於哪一天會用盡。因此，全民退休保障正正是由社會各方共同承擔，為長者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令他們於退休後過得安心，不用每天都擔心朝不保夕。而且這方案不但能提升長者的消費力，也可以減少年輕人供養父母的壓力，是一個對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有利的方案。年輕人實在不能被「世代矛盾」這樣的說法挑動，要認清事實與長者們站在同一陣線，支持全民養老金。
李志鵬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及行政學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