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政府剛於幾日前發表了名為《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的諮詢文件。本來，「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本身及諮詢文件的內容可資討論的課題很多，但看到這一次政府諮詢工作開展前後所發生的種種事態，實在感慨良多。因此，本文先不談全民退保及文件的具體內容，倒希望與讀者分享幾個令冷眼旁觀者也不得不警覺起來的觀察。
政府是否有意處理全民退保問題？
特首選舉雖然只是一個小圈子的遊戲，但對上一次的特首選舉，梁振英便打了一場頗有策略的民意戰，令他從民意落後、選情被看淡的情况下敗部復活，這也是他最終能夠當選的其中一個原因。能夠爭取到部分基層市民及民間組織的支持，是梁振英在這民意戰中佔上優勢的一個關鍵。當時他對不少基層團體持續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表示支持，甚至表明認為這是一件「應該做的事，不可能迴避」。如果現屆政府真誠認同全民退保的重要性，為何政府的諮詢文件會以這麼明顯的立場和強大的力度，來迴避承擔這件梁特首自己曾經認為是應該做兼且不能迴避的事？
梁特首上任後重新成立扶貧委員會，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當主席，在全民退保這問題上，梁振英在姿態上也不得不向市民「找數」。因此，政府其後委託港大榮休教授周永新對坊間各個全民退保的方案作了一個可行性研究。需要留意的是，當時政府並沒有依據一向的慣例，對是項研究作公開招標。換言之，在政府心目中，或起碼在林鄭月娥司長心目中，周教授是進行這一項研究的不二人選。這一個安排令市民有理由認為，既然周教授的研究報告作出了結論及提出了建議，政府理應尊重自己委託進行的研究結果作為決策的依據，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去年8月下旬政府公布周教授團隊的報告時，政務司長的一番談話，與剛發表的諮詢文件的定調可謂是如出一轍，也跟她本人在文件發表後的連番言論並無二致。這幾天在幾個不同的場合，都可以聽得出林鄭司長以綿裏藏針甚至頗不客氣的語調來意圖否定周教授的學術權威性及公信力。
社會情况在變 政府惰性不變
這一系列的事態發展，清楚說明政府從一開始根本就沒有落實推行全民退保的動機。找周教授進行這樣的研究，分明只是緩兵之計。直接委託周教授進行此項研究而不公開招標，一方面固然是周教授在社會福利界的江湖地位崇高，另一方面也極有可能跟他於1994年時曾經聯署反對末代港督彭定康提出的「老人金」方案有關。况且，周教授曾經為政府擔任多個公職，對政府的思維邏輯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在社會福利界內，他也可算是一位取態比較穩健，甚至被部分人視為傾向保守的學者，對政府的立場和困難也一般比較同情。這樣的履歷，可說是十分符合政府胃口的。而且，最初的說法只是要求研究團隊評估坊間的幾個主要全民退保方案的可行性。政府的盤算是找他做這個研究，應該是頗為穩陣的。
不過認識周教授為人的都應該知道，他長期對社會保障問題有深入的研究，並不反對為退休保障設立長遠可行的制度。據筆者所知，他20多年前反對「老人金」方案，一方面是認為當時香港並不具備推行全民退保的條件，另一方面是他得悉彭定康根本沒有落實「老人金」方案的誠意，只是意圖以此作為政治幌子。但時移世易，在強積金已經推行了10多年之後，以供款集資為基礎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已經有較堅實的社會條件。加上在研究過程中與各界的接觸，令周教授認為應該落實這個制度。因此，研究報告不但對各界已經提出的方案作評估，最後還提出了一個方案供政府參考。
這樣的結果可能真的是大出政府意料，也令政府在推行全民退保與否這問題上騎虎難下。因此才不得不採取緩兵之計，說要進行另一輪的諮詢。
諮詢策略：拖延、否定
在這個背景下，政府現時的諮詢策略便不難理解了。首先是盡量拖延。政府在收到周教授團隊的報告之後，差不多是即時表明有所保留，更在沒有提出任何合理解釋的情况下，拖延了達16個月才再進行另一輪的諮詢。諮詢期也長達6個月。對一個社會上經常會被拿出來談論的課題，為何諮詢期要這麼長？與政府同期進行的另一個諮詢作個比較，便可看得出這一安排的不合理。「電子道路收費計劃」也是一個談了多年都懸而未決的政策議題，這涉及不少技術操作及社會影響的爭議，但過去幾年各界及政府對這個問題沒有廣泛討論過，為何其諮詢期只需3個月？而對於全民退保這一個討論持續不斷，兼且政府才委託了專家作深入研究的議題卻需要長達6個月的諮詢？政府表明就算市民反對，政府這次已經決定會落實道路收費計劃，但為何在全民退保上卻一再強調要有社會共識才會推行？怎樣才算有社會共識？社會共識又是不是有可能？由此可見，政府的策略是推得就推，拖得就拖。再者，到了諮詢期完結之時，現屆政府的任期只餘一年，就算有任何結論，政府便可大條道理再說一遍時間不足，任期內沒有什麼可以做。政府不交代為何要拖延這麼久、諮詢時間為何那麼長，卻說回歸後第一次為這個議題進行諮詢，已經表明政府對此十分有誠意。這種可笑的說法正好說明政府根本什麼也不想做。
其次，這一次諮詢的策略也跟其他政府進行過的諮詢很不一樣。政府在姿態上不能不承認人口老化及退休保障不足是問題。但諮詢文件與其說是提供方案供市民選擇，倒不如說是要動員市民出來反對全民退保，好讓政府可以脫身。文件中提出了兩個方案，「有經濟需要」方案本身是另一個扶貧措施而不是退休保障，這一點很多人都已經指出過，毋須再多費筆墨。倒是把「全民退保」這一個已經約定俗成了的概念改題為「不論貧富」方案這一點，足見政府這一次的諮詢目標並非尋求共識，而是要動員社會對全民退保的疑慮和反對情緒，從而否定全民退保方案，也否定政府自己委託的專家所作的結論及建議。
在政府對方案作此定名之議曝光之後，有扶貧委員會成員認為這樣的定名可能犯上了「語病」。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是這樣的定名正正反映了政府對「全民退保」這個課題長久以來都存有頗深的「心病」。香港人長期被灌輸了「輕社會，重市場」的保守主義觀念，加上由殖民地年代延續至特區新歲月的「重商主義」教條，以至長期沒有改變過的「官僚精英心態」，令政府向來都精神分裂地一方面高呼狼來了，把人口老化說成大問題，把老人描繪為社會的負擔，不斷高呼要未雨綢繆；可另一方面卻半個世紀以來都不斷以各種理由迴避政府在制訂全面退休保障政策上的責任。政府是這一種「心病」的主要源頭，從這次全民退保諮詢的策略上清楚可見。在這種「心病」的宰制下，政府不獨要把「全民退休保障」這名號污名化，甚至要反面不認人，把政府自己物色的專家及其報告也要一併否定掉。周永新教授當了政府幾十年的顧問，一夕之間竟然被貶低為對政府的施政原則與財政策略認知不足的「路人甲」。這可能意味着以後任何人要為這個「強勢政府」作顧問，都只能依據政府事先編就的劇本交足戲才算合格。
結論：政治敗壞先在管治失德
政府進行公眾諮詢的其中一個目標，本來應該是爭取最大可能的社會共識。但政府這一次為了達到要在全民退休保障這一政策議題上「繼續不作為」的目標，要動員市民反對全民退保，作為政府第二把手的政務司長可以公然在電台說推行全民退保是對年輕人不公義。政府為求達到目的，竟然不惜挑撥世代矛盾，足見香港政治之敗壞，議會失序只是其中一端，政府德性的下墮及官僚手段的淪落可能更值得社會警惕。至於以前說過的全民退保是「應該做的事，不可能迴避」，看來只是意圖騙取支持的政治語言，從來不曾當真；找專家進行研究及現時的所謂全面諮詢，也極有可能只是虛應故事而已。「民無信不立」，一個前言不對後語、所言與所為不協調的政府自然是難以取信於民了。一個在管治及權力操作上可以「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政府，也必將難以建立其政治上的道德感召力，施政困難也就不能再推諉於議會的不合作或埋怨市民的不理解了。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