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不知道這幾年來，政府成立了幾多個基金？」談到公共理財，周永新拋出這個問題，無奈地說下去：「當政府碰到一個問題，就用一筆錢成立基金。」
翻開各年度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不難發現政府對成立及注資基金樂此不疲，由早年的「關愛基金」，到新政府上場的「大嶼山保育基金」、「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等，在創科、醫療、安老等範疇均有設立各種名目的基金。
（此文章為「周永新專訪」系列報道三）
自1983年起，周永新先後於逾十多個政府委員會打滾，擔任多項公職，數十年來不斷與官員打交道，深諳官員作風，也明白並非任何事都可以用一捆捆鈔票換回來。
2008年，周永新獲邀成為東北發展專家小組成員，不時出席當地居民大會，他還記得當時常聽到一些官員說：「其實都是錢的問題，只要賠償足夠，『不遷不拆』是攞嚟噏（隨口說說）。」但實情未如官員心中所想，反新界東北撥款示威、居民要求保留現有生活方式⋯⋯新界東北發展延宕多年，反映賠償金的多寡從來不是重點。政府與民眾對立，並不只是發展與保育之間的平衡，更因雙方觀念出現嚴重分歧。
立法會財委會2014年審議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大批示威者到場示威，被起訴後上訴得直。（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殖民地時期，港府在白皮書末尾總會大致補上一句話：「上述政策建議能否付諸實行，視乎香港未來的經濟狀况及資源是否配合。」這暗示了兩點：政府沒有承諾一定會做，其二是即使政府預視日後可能資源不足，也未必自行想辦法開闢資源。「他們認為有錢就有得做，無錢就無得做，不會想政策的對錯，然後做好件事。」周永新有氣沒氣地說。
換句話說，政府認為只要錢可以解決問題，就不是問題。但政府有否想過，即使更闊綽地從上而下地分配資源，也可能適得其反。今年年初正值流感高峰期，香港公共醫療不勝負荷，政府宣布預留五億元撥款予醫管局，應付人手不足問題，遭大眾質疑未能根本解決公營醫療人手不足及床位等問題。隨後，特首回應指額外撥款只為展示對前線醫護人員的支持及關懷，從沒說過五億元能解決問題，此番回應徒添醫護人員怨氣。這樣看來，政府是在用錢解決問題，還是用錢製造更多問題？
政府是在用錢解決問題，還是用錢製造更多問題？（資料圖片）
今屆政府用錢解決問題的例子俯拾皆是：增撥7.2億元醫療經常開支、撥款200億元予政府在全港18區購置社福物業等，試圖回應民生，表達關懷，但周永新表示，政府一天不從制度入手解決問題，只會令許多政策失誤不斷循環，再多的資源也無補於事。
儘管以往政府與市民出現矛盾多由利益分配不均、未能急市民所急而起，但近年的社會爭拗反映雙方觀點不一致，缺乏一致認同的價值觀念。他語重心長地說，用錢解決問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與自己那一輩相比，香港年輕一代的人生目標及價值觀念已有所不同，但政府仍然不改思維，迷信金錢，那是很悲哀的事。
港人對物質生活的追求，絕非「富貴於我如浮雲」，但金錢卻非衡量事物的唯一指標。周永新說，回歸前港人搵錢至上，那時沒有身份認同，只想在借來的時間及地方努力賺錢，為自己、為家人務實地做事，不會沾手不賺錢的事，但港人的思維在九七後出現改變，年輕一輩不再用金錢去衡量一切。他指出，儘管仍有部分港人態度保守，看重自己的利益及着數，但亦有相當多的人開始轉為關心社會整體利益，就連他自己也經歷很大的掙扎。
周永新的想法變了，社會觀念變了，連商界的聲音都變了，但政府的管治思維仍然十年如一日。（資料圖片/鄧倩螢攝）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1994年建議推出「老年退休金」計劃，當時周永新表示反對，二十年後他改變立場，更成為全民退保的首要研究學者。「94年時我反對，因為當時大部份香港人的價值觀念充滿計算：『付出幾多便要拎番幾多』，我相信我的觀察代表了大部份人，因此，我覺得香港市民不接受全民退保的方案。但後來我改變了我的思維，因為港人已不再是這樣想，而是關心這是否一個公平對待退休人士的制度。」
周永新回想起在曾蔭權任內實施的最低工資，商界由最初的一面倒反對，到出現不同意見，象徵商界聲音的自由黨更出現時薪多寡上的分歧，這反映社會默默浮現變化，「以前我們可以容忍他們好辛苦，但賺好少錢，但到2011年，社會也希望可以公平一點對待他們，不能日做十小時只得五千多元（月薪）。」
周永新的想法變了，社會觀念變了，連商界的聲音都變了，但政府的管治思維仍然十年如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