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二】政策倡議者看民意:不盲從但要理解

(原文刊於《香港01》2019年10月24日)

在香港理工大學一隅,有一個半荒廢了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是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中心門口有一張張用玻璃框框住的海報,上面印有中心的簡介—透過公共辯論提升政策的認受性,藉以政策為本的研究改善不同群體的生活。除了海報,門口還有一張1999年中心成立時,所有研究人員與學校管理層共約四十人的大合照。如今,物是人非,「只有一個full-time(全職),加上我這個義工,兩個人。」鍾劍華說。

看着中心內清空的電腦桌,不難想像在中心發展得最好的「那些年」,座無虛席的研究員們,用肩膀夾着電話筒做訪問,手指則在鍵盤上飛快地跳躍,把受訪者的答案載入電腦。

「一年搞幾十次政策論壇,一年最多搞六十多次研討會⋯⋯」鍾劍華回憶道。

鍾劍華總結他對民意的看法,認為「民意不能盲跟,但不能不看」。(高仲明攝)

 中心以政策倡議為研究重點,偶爾也做做民意調查,但不同於鍾庭耀所辦的香港民研,亦不同於中大的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大學仍有充分資源支持中心營運的時候,中心還會為學生舉辦工作坊,教導他們如何做好社會調查報告,並提供基地予他們親身體驗。
剛成立時沒做民調,只得政策研究。後來聽說中央政策組(政府智囊)希望做多點民意調查,作為政府施政的參考。大學在這樣的背景下,撥了幾百萬元成立電腦輔助調查組。2001至2010年上半年,絕大部份都是替中策組做的民調,每個星期至少做一次。
鍾劍華
 一晃二十年,中心的最後一次大型政策研究是去年完成的全民退休保障調查報告,當中包括民意調查和政策倡議。那時中心與全民退保聯席合作,被指預設了政策立場,而鍾劍華坦言,中心的確有鮮明立場,但民調有參考作用,可藉此了解市民的傾向和疑慮。「我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政策倡議的過程中,令更多人知道我們的見解?向政府倡議時,有什麼細節可以調整,讓整個package(包裝)更易獲公眾接受?」

以去年的全民退保報告為例,政府發表第一份諮詢文件後數天,中心進行了歷時逾兩個月的第一次電話調查,以了解市民對政府方案的看法,再把結果交予全民退保聯席。鍾劍華憶述,當時發現較多青年懷疑全民退保,就建議聯席宣傳策略,以減低青年對全民退保的抗拒。

既不能盲跟 也不能不看

「民意不能盲跟,但不能不看。」鍾劍華這樣總結他對民意的看法—不論是倡議政策的機構,還是決定政策的政府。對於前半句,他以台灣2017年的年金改革作例。俗稱年金的退休基金於2011年入不敷支,僅靠在職人士的保費及稅收苦苦支撐,預計將於未來十五年內破產,屆時在職人士退休後再取不到年金;國民黨馬英九執政時期,已醞釀年金改革,但因反對人數眾多而擱置;民進黨蔡英文於2016年上任總統後,再度提出改革,仍遭公務員、公共學校教職員及退伍軍人強烈反對,甚至發生退伍軍人團體「八百壯士」包圍立法院的警民衝突。

  假如當時有做民調,一定過不了關⋯⋯但(年金)不改不行,站在政府角度,財政不能負荷,所以要發揮政府的領導能力,透過政治論述解釋為何要這樣做。
鍾劍華
 至於後半句,鍾劍華認為民調有不同作用,既可以掌握民情,又可以作為遊說的武器,還可以用作公關宣傳。「你的口可以硬,可以拒絕承認,但民調把現實呈現在公眾眼前,你愈拒絕接受,大家對政府愈反感。」鍾劍華特別提到反修例期間的追蹤性民調,它有別於針對個別問題的一次性調查,可反映市民對政府管治及警隊執法的不滿已成趨勢。

警方在例行記者會的表現,在鍾劍華眼中,明顯與市民對着幹。(梁鵬威攝)

「警方每天的記者會,所說的話擺明與市民對着幹。民意你要知,你不順從,也要理順,不能當民意什麼也不是。這樣只會不斷damage(傷害)自己的credibility(可信度)。」

「我們是試圖影響政府」

那麼,過去二十年內,由中心所做的民意調查和政策倡議,又曾否獲政府接納?能否發揮鍾劍華所言的諸多作用呢?

「我們是試圖影響政府,不知道是否算成功。2009年以來,每逢政府有重要的政策討論,如舉行扶貧會議及籌備施政報告時,都會找我們溝通。(2016年)政府做全民退保諮詢時,民間搞了四次論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只去了一次,就是我們搞的那次。沒有人衝(擊)她,這便是我們的作用,到現在我們也深信我們是這樣的角色。」

只是,這幾年,政府再也沒有找他們去聊政策、談民情了。中心冷清了,但鍾劍華仍不時在報章專欄分析政策、評論政情。值得一提的是,在專欄中,他都不以「教授」自居,而是以「研究中心主任」示人。他說,明年1月便退休了,不知中心會否被改組成普通的科研室?

理大電話調查中心已停止運作一段時日,學界再少了一家做民調的地方。(高仲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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