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時，當時的立法局對應否設立中央公積金制度進行了一次動議辯論。有一位工商界議員發言時大意說：「長者應該在年輕時為自己的晚年作打算，不應該搵咁多使咁多，到了老來便攤大手板問政府攞」。這種說法跟施永青先生引用的「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意思大致相若。如果以此作為對年輕一代的勉勵，自是無可厚非。但以此來回應今天應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便有點引喻失義了。
如果人人都能靠自己支持晚年生計當然最好，這要視乎是否每人都能夠有遠見及能力作出準備。可惜事實往往並非如此，有些人確實沒有長遠打算的動機與能力。以世代經歷的角度來看，今天的長者大部分都是在薪酬較低，福利保障不足的情況下，在經濟起飛階段的早期度過他們生產力的黃金歲月的。這構成一個低成本的環境來推動經濟起飛。在那個階段生兒育女的觀念與今天不同，生育率一般較高，那一種生育文化也與勞動力密集的經濟發展需要相配合。
要他們在那種「低收入、低福利、高生育率」的環境儲蓄足夠的資源，為預計不到那麼長的晚年期作準備，觀念無論如何正確，也非一般小市民可以做到。到他們進入老年期，社會環境又再轉變，年輕一代未必再秉持傳統的孝道精神；他們的經濟條件也未必足以長期在經濟上支援家中長者的漫長老年期。
因此，這不能說成是今天的長者「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面對今天已經轉變了的社群條件，重彈這種老調，又是不是有點事後孔明？事實上，很多長者青壯時都是十分努力工作、十分拼搏的，要不然香港根本就不會有今天的繁榮及富足。只是他們少壯雖然努力，因為社會條件、家庭制度及壽命延長等因素，不少長者在無法完全自己控制之下，無奈面對今天「老大傷悲」的局面。社會整體是不是完全不需要負上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