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王卓祺兄行文指，全民退保爭議是否終結了？王兄於文章結論認為全民退保爭議應當終結吧（〈全民退保爭議是否終結了？高額長生津起的作用〉，2018年10月26日《明報》）。
王兄文章主要提到，政府拒絕執行由政府委任的研究員周永新教授提議的全民退休保障，使退休人士每月可領3000元（以2014年計算）的老年金，作為全民基本退休保障。但林鄭月娥拒絕推行此計劃，認為是「不論貧富」的計劃，一來違反政府只資助有需要者的福利政策，二來亦擔心實施後的財政承擔。所以至今林鄭仍堅持全民退保只為有需要的市民而設。不過她亦在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在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外另設一層津貼，稱高額長生津，每月合資格者可領3485元。
此外政府亦容許資產超過限額者領取高額長生津，方法是用超額的資產購買年金公司的終身年金，例如買100萬元年金，則每月得5800元。於是政府用雙管齊下的手法，即結合年金、高額長生津和其他社會保障，如綜援、生果金和普通長生津等，則約有七成長者可受惠。
此外王兄亦認為，政府社會保障的改進，能實事求是地以針對方式協助有需要的長者，解決30%的長者貧窮問題。故此王兄認為全民退保爭議應當終結吧。
政府獨力承擔社保開支 會面對財困
筆者不同意此說法，不過仍要多謝王兄重提全民退保議題。筆者與王兄所持觀點不同之處，是筆者認為政府回應全民退保作出的「全民退保A貨」（引用周教授用語）是會衍生不少政策問題，其結果是會引起全民退保的持續問題而非帶來終結。
首先從政策的財政承擔說起。其實當時周教授建議的是全民老年金，是有別於福利國家的退休基金（pension）。因一般的退休基金是與供款若干及供款年期掛鈎，即是供款愈多、供款年期愈長者，其所得退休基金則愈多。於是很多西方國家為支付退休潮引致的退休基金兌現，而面對重大財政困難。一般而言政府唯有硬着頭皮，用政治手段推延退休年齡或削減退休基金水平，繼而引起連串政治風波。
周教授建議的全民老年金有3個特色。第一，全民老年金是以年齡為政策基礎，年滿65歲即可每月取3000元（以2014年計算）。全民老年金是全民性的，主要是作為市民的基本退休保障，以補助其他退休支援如公司退休福利、儲蓄和政府社會保障津貼等，並非以扶貧為主。故此與政府的全民退保政策原意不符，而不獲政府採納。二是全民老年金的款項是劃一數目，並非與收入水平和供款日期長短掛鈎。故其財政承擔，並非如西方福利國家推行的退休基金如此浩大。三、在財政承擔方面是以三方分擔進行，即港府注資500億元、僱員按月入供款，和僱主按僱員月入供款，並非由政府一力承擔。
政府在回應全民退保議題上採用所謂雙管齊下的方式，一方面結合公共年金和4種社會保障津貼，另方面以針對方式資助有需要的長者。筆者也相信老人貧窮將改善。但4種社會保障津貼全由政府獨力承擔財政開支，會面對財困的。近日已有官員指，港府預留改善退休保障的500億元很快會耗盡，因近年普通長生津、長者綜援、生果金和高額長生津已用去200多億元。
本港人口老化愈趨嚴重，社會保障開支增長亦肯定無可避免。但政府堅持奉行低稅政策，而每年公共開支又以生產總值的20%左右為準。現時政府庫房坐擁一萬多億元，短期內財政開支當然可應付自如；但在中美貿易戰和新冷戰之際，若加上「明日大嶼」耗用大量儲備，港府財政能力是否仍能勝任自如，筆者不表樂觀。
領取率問題與標籤效應
其次，另一個政策問題是，筆者關注長者社會保障包括綜援、長生津的領取率（take-up rate）問題。從社會福利署今年8月的社會保障個案數目可見，領普通長生津和高額長生津合計有50多萬宗，可見老人貧窮的嚴重性。據2017年教育大學周基利教授的老人匱乏指數（deprivation index）研究（註），本港有17.5%長者既是貧窮，又匱乏；14%長者只是匱乏；而12.6%長者是貧窮但不匱乏。「匱乏」者是指有些長者連基本生活需要也不能滿足，例如基本衣食，和有病看醫生的資源也缺乏等。此外，有38%匱乏長者、23%貧窮長者領取綜援。長者綜援是政府為有需要的長者而設，但據上述研究，只有兩成多貧窮長者領取綜援，而匱乏者則有三成多。根據社署今年8月社會保障個案數目，領取生果金的有253,210宗，而領長者綜援的有143,651宗。去年初的施政報告，政府已宣布取消俗稱的「衰仔紙」，長者申請綜援時已不需子女簽署文件表示無法資助父母，但今年長者綜援個案數字仍遠低於高齡津貼個案。實際上，領取長者綜援的平均每月有6201元，而領取高齡津貼的則只得1345元，但後者個案數字仍高於前者，箇中原因是前者需經入息審查，而後者則年齡達70歲就可領取，因此領取者無標籤效應。
本港長者仍信奉傳統中國文化如自力更生，和年老時受子女供養。若接受政府福利，少不免認為有負面的標籤效應。新設高額長生津是否一定比長者綜援免去標籤效應，筆者未敢肯定，要看研究才可了解多些。但試想，申領普通長生津和高額長生津的長者，又豈能會不受傳統文化影響呢？
有誰理貧窮又不願領綜援長者？
第三個政策問題是，為什麼港府堅持全民退保只是針對扶貧問題呢？扶助貧窮老人，當然需要和重要，但是否只限入息審查的途徑呢？扶貧也要有預防貧窮的途徑和需要啊。設有周永新教授建議的老年金，既是全民性，故無標籤效應，可為退休長者提供基本退休保障；再配以公屋、公立醫療、社區照顧和支援、長者培養和就業機會，長者貧窮情况肯定會有進一步改善。現今政府願耗用極大量儲備，以高度的意志和自信在海中建島，但對長者退休保障，仍奉行一貫的只針對有需要的長者；但對因負面標籤而不願申領社會保障的長者卻視而不見，這又是否公平呢？
筆者關心的是領綜援甚或高額長生津的負面標籤問題，如周基利教授於2017年的研究指出，只有兩成多貧窮長者領取綜援；而事實上領綜援人士中，逾六成均是長者。本港那些貧窮又不願領綜援的長者，又有誰理呢？安全網又保不到這些有需要的長者。
全民退保應是基本權利 不止扶貧
筆者是支持周永新教授的全民老年金，筆者亦在此表達對周教授的敬意。
雖然特首拒絕周教授提出的全民退保方案，但正如王兄所指，主其事者到頭來也設立了「全民退保A貨」，也幫了不少有需要的長者。但全民退保應是港人退休的基本權利，而不止是對有需要長者的扶貧。本港的公民社會不應對領取退休保障人士附以負面的標籤效應。平等、公平地對待本港長者，是公民社會應有責任。
註：Kee-Lee Chou, Siu-Yau Lee（2017）”Superimpose Material Deprivation Study on Poverty Old Age People in Hong Kong Stud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9（3）, 1015-1036.
作者是香港大學榮譽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