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安老服務 不是政府政策議程的優先

(原文刊於《AM730》2019年12月6日)

既然政府可以豪擲過萬億的儲備於各項發展工程,過去幾年,也確實動用了數百億計來增加各項扶貧的現金津貼,如果要多花費一點資源來改善長者的福利及各項服務,其實應該不致有太大的問題。但偏偏是長期以來,政府似是放軟了手腳,任由問題拖延、擴大,就算未至於是嚴重惡化,也可以說是讓服務不足的問題長期存在,以致很多長者的福祉直接受到損害。政府並非不知道問題長期存在,但係對於改善服務,只停留於口頭上的關注,卻不見有甚麼實質的對策,連「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報告書發表之後,進度也是令人十分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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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錢應該不是問題,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如果從政策發展及轉變的角度來觀察,應該不外乎下列幾個原因。首先是政策部門的因循與長期存在的服務發展策略不求突破有關。

對於政府的公共資源分配策略,其中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是除非是一些新增的項目,才會因為新政策的引入,有機會在較短時間內分配得較大額的新資源。至於原有服務,就較難有大幅度的資源增長了。舉個例說,2012年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後,因為其政綱把扶貧高高舉起,跟着那幾年,政府便新增了很多政策措施來針對不同社群及其面對的貧困處境,特別是增加了「長者生活津貼」及後來的「高水平長者生活津貼」,其他如低收入家庭的津貼計劃情況都是如此由無到有。過去幾年,這些項目就每年用去政府二百多億的額外資源。但一旦這些項目過渡至較穩定的階段,政府每年新增的開支便會急速下降。

另一個例子是現屆政府剛上任之前,林鄭月娥為了回應教育界已經提出了多年的問題,也因為現屆政府似乎要加快針對教育政策上,希望可以從而處理香港的政治及社會困局,便額外撥了50億元讓學校改善人手及處理纏擾教育界多年的合約教師問題。
對於政府來說,安老服務是老問題,顯然也沒有政治上的迫切性。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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