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已經一再提過，公共政策要討論的就是在資源分配過程中，市場、包括政府在內的公營體系、及由家庭及社區構成的非正規支援部分之間的責任分擔及角色。理論上，面對公共服務的供應不足，有需要的人唯有轉向市場購買所需的服務。再者，隨着經濟水平的上升，會有更多人有足夠的支付能力，可以轉向市場購買比公共服務更優質的服務或產品。情況就等於富有、有資產、收入較高的人，會買豪宅買私樓，不能得到家人幫助或支援的，又不足以承擔市場樓價及租金的人，就唯有申請資助房屋。
這一個觀念，用在長者的服務上也是無不可。當政府提供的支援不足，有能力的長者，或者有家人願意承擔責任的長者，理論上可以轉向市場來滿足需要。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也令很多人相信，今天的長者應該會在經濟實力及生活水平上有所提升，他們的家人也更有能力去支援長者。而且，生活情況改善了，可能就不能滿足於只維持於基本水平的公共服務，轉向市場的動力便會更大。
這種觀念用於香港是否實情，可以說是見仁見智。經濟實力較強的長者確是多了，但如果根據最新發布的「2018年香港貧窮報告」，仍然有超過三成長者是生活貧窮線以下，這一點政府也難以否認。這也證明了筆者一向的看法，沒有一套全面而合理的退休保障制度，加上家庭制度的變化，對「家庭責任」、「孝道精神」等價值觀也在轉變，令香港的長者陷貧的比率機會仍然很高。依賴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仍然是不少長者的唯一選擇。
無論如何，站在合理施政的角度，政府確實有其理據去研究如何把更多有購買能力的長者引導向市場，減低公共服務及公共財政的承擔。這涉及要提高市場參與的誘因，也要令香港人，包括長者及其家人，在觀念上提升轉向市場的動機。所謂「錢跟老人走」這個意念的源頭正在於此。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三、五刊登